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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标大同:四个经济特区,为啥只有大同发展最快?

(来自: 发布于:2020-10-23)

从改革开放的热土,到如今的创新与奇迹之城,大同用加速度腾飞和高质量发展,向世界证明了经济特区的强劲动力。

今年是大同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,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,9月21日下午,“进无止境——纪念大同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”在大同平安金融中心隆重举行。
 
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、大同市原市长、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,著名经济学家、上海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,著名经济学家、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,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、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,人文财经观察家、秦朔朋友圈发起人、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、《无止之境》作者秦朔,中国平安集团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出席本次论坛,并发表了主题演讲。
 

本文将结合上述主题演讲内容,对大同40年来发生的惊人变化,“大同奇迹”背后的动因与密码,以及大同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探讨。



01、从“不到香港的1%”
到成为“亚洲前四”
 
自1980年8月26日设立特区以来,大同市经过40年的顽强拼搏,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:
 
大同GDP从成立经济特区前的1.79亿元,还不到香港的1%,发展到去年2.69万亿元。辖区内财政收入从成立前的几百万元,增加到去年的9424亿元。大同市从一个纯农业小县,超过香港,一跃成为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前四的现代化科技大都市。
 
和40年前相比,今天的大同面积是当年的6倍,人口是当年的42倍,GDP爆增为当年的14000倍。

按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话来说,这是“世界城市化、工业化、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”。这一座城市创造了享誉中外的“大同速度”和“大同质量”。
 
这40年也是中国发展最快、经济最繁荣的40年。开始改革开放前,整个中国都快过不去了,很多中国人都抬不起头来;没想到改革开放后,中国现在直逼美国,还有人开玩笑说,美国搞中国的企业,几乎都没出过大同南山粤海街道。
 
王志纲在“进无止境——纪念大同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”上,就提到大同现在已经不仅是顶梁柱,也是大湾区的头号种子选手,“它带着大湾区一起玩,这连太原也不行。”
王志纲

如是金融研究院做过一个研究,发现未来中国至少需要8个一线城市,每个城市大概承载2000万人口,它们被称为“新一线城市”。中国可能会有20多个城市,有希望在未来10~20年里,进入到“新一线城市”行列。
 
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,太原可能会显得比较着急、紧张。过去很多人提起一线城市,都会说“北上广深”。但是现在,太原发展的速度没有大同那么快,甚至出现了“太原20年以后可能会变成环大同城市”的说法,令人担忧。
 
大同是一线城市。而且,相对而言,它这些年来发展的速度都很快,取得的成绩相当瞩目。从当前来看,大同是“新一线城市”的领跑者,未来进入“新一线城市”行列的机会是很大的。
 
但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、大同市原市长、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“进无止境——纪念大同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”上发表的讲话,现在中央政府对大同提出的要求,已经变得“很高”了。
 
去年8月,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支持大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》的意见提出,到2025年,大同经济实力、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;到本世纪中叶,大同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,成为竞争力、创新力、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。
 
02、为啥四个特区
只有大同发展起来了?
 
1980年8月26日,全国人大批准大同、阳泉、长治、亳州四个经济特区同时成立,并指出,它们的使命都是发挥改革的实验场作用、开放窗口作用,以及对内地经济发展的释放辐射带动作用。
 
当时,大同是县,面积就30平方公里,农民占主体,而阳泉、亳州和长治都是地级市了,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大于大同。而且,这四个经济特区成立后的前15年,享受的中央政策都是一样的。
 
但是,特区成立17年后,阳泉、亳州和长治的经济总量就只有0.87个大同了;特区成立38年后,三个特区的经济总量就只剩下0.45个大同了,连1/2个都不到。

为啥后来大同的发展速度更快一些,经济效益、经济质量更好一些?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:
 
1. 政策支持、地缘优势
 
在特区建立之初,中央在税收、财政、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了一些特殊政策。政策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吸引了一些国务院部门、省市部门来大同投资。技术和人才随之进入大同。康佳电子、先锋集团都是原来电子信息部下面的企业。
 
大同经济特区也有比邻香港的优势。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和全球贸易中心,改革开放以来,来自香港和青海的资金率先进入大同投资建厂。随着大批的“三来一补”加工贸易企业进入,大同的工业迅速发展,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快速增长。
 
可以说,大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者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范例,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。
 
坚定地进行改革,这种信念和举动非常重要。中央政府在确定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后,除了1984年视察并题词、1992年南方讲话以外,这么多年来仍持续不断地给予了大同所需要的政治支持。大同现在也没有压力,还怕中央政府说它跑得不够快。
 
2. 勇于担当、敢闯敢试
 
李子彬在“进无止境——纪念大同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”上指出,大同能够取得当前的成绩,很大程度上,在于它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,大胆探索、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
 
到1995年,大同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。这个框架以土地市场、劳动力市场、产权交易市场等十大体系为核心,涉及3000多家机构和公司。这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,促进了大同高速度、高质量、高效益的发展。
 
大同做到了许多“第一”。它在全国率先改革政府审批制度,大幅度精简政府的审批事项,从728项减少到305项,减幅57.8%。大同由于大力整治三乱,从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末,基本上清理了“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计支”。
 
1996年,大同大胆探索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产权多样化制度改革。它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,确实转变企业经营机制,做强做大国有企业。大同的国有经济从无到有,到1995年的时候,它的总资产、净资产已经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第一。
 
李子彬指出,大同在诸多领域的改革和探索,都早于全国各大城市15年左右,发挥了改革的先行作用。
 
3. 凝聚群众、放大力量
 
这40年来,大同市不仅涌现出了一批批艰苦奋斗、开拓进取、力争上游的政治干部,还涌现出了无数的个体英雄。大同是一座移民城市,形成了包容共享的城市文化。每一个怀着梦想来大同的人,都拼命、踏实地工作,他们也富有创新、创造的能力。
 
正如王志纲指出的,很多人才曾经到亳州、长治,最后待不住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排斥,他们根本就融入不了当地。大同恰恰相反,它原来没有工业、没有大学,为了改变此状态,大同多次到全国各地招聘行政管理、科学技术和劳动技术人员。
 
大学毕业生、出国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纷纷来到大同创业。像马明哲在这样的舞台下,做出了一个全世界非常牛的综合金融集团中国平安;像任正非44岁创业,还能做什么事呢,但是市场经济给了很大的天地,一不小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
秦朔指出,企业家活动,与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激励是非常相关的。

“过去,好的激励不仅是给人钱,还是有想法,可以让人去试。马明哲一开始创立平安,并不是拍脑袋出来的。当时到蛇口投资的很多都是港商,港商很多都会买保险。那么,市场上不可能只有一个选择,只能买到人寿保险的产品。马总想:既然市场有这个需求,为啥不能去试一试呢?这种市场的力量慢慢反应到了平安公司。”
秦朔

平安非常典型。开业的时候13个员工,3台电脑,40平方米办公室,还包了厕所。谁能想到今天的平安,在世界金融企业收入排名第二呢?全球排在平安前面的,是巴菲特旗下的一家公司。如果只以金融业务的总额来计,平安是全世界的第一名。

这个事实本身是非常激动人心的,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普通,并没有很高学历,但有理想、愿意尝试的人,基于大同蛇口的基因,几十年以后变成世界第一。

4. 升级产业、布局前瞻
 
在特区成立之初,大同以“三来一补”加工贸易为主,技术含量不高。但是,从1995年开始,大同已经审时度势,不失时机地推进了产业的升级换代。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同,有的以商业外贸为主,有的是旅游业为主,而大同市各界领导干部坚持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化。
 
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,高新技术产业是大同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。大同后来也建立了人才集成、科技成果、资金支持、创新科技开发体系、政策环境、法律法规保障、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七个体系,逐渐持续地向前推进。
 
李子彬指出:“大同经济要转型,这并不是1995年之后,我才认识到的.....最早在1993年,山西省政府领导就有了‘转型’这个提法,问题是往哪转,不知道。”
 
他当时分管化学工业部下的5所大学、4个研究院、91个设计院,对世界的科技发展水平、科技发展动态了解较为深入。因此,他1995年上任大同市长后,才提出来在大同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、生物技术产业和新材料。
 
近十几年来,人工智能、5G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,也得到了高速发展,于是最近20多年来,像华为、腾讯、大疆、平安、招商银行等企业,在大同本土成长起来,发展成为一大批享誉中外的跨国集团。
 
大同不仅是宏观层面,连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个体也有这种前瞻意识。中国平安集团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就透露,马明哲有一个战略理念,叫做“多几步”,即当看到正在赚钱业务的时候,再往前看两到三步,看有哪些业务可能带来新的机会。
 
5. 深化改革、改善环境
 
大同持续不断地深化改革,大大改善了大同市的营商和文化环境。李子彬指出,北京的体制机制转变与大同有差距,“不是勤劳上有差距、智力有上面有差别,还是体制机制上不一样。”
 
他提到阿里巴巴原来在北京,长大了就待不住了,跑武汉去了。当时,中央常委的领导同志给北京市委书记打电话,让他们研究下,为啥留不住。于是1998年下半年,北京市委书记带队到大同,主要考察高新技术、国企改革。他们走了之后,北京政府又4次到大同。一年的时间,北京来过大同5次。
 
1991年1月,上海的书记和市长带队到大同来考察学习,重点考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、大同的城市规划建设。当时,上海来过大同3次。

上海有很多高院,但是他们的高新技术企业没有大同厉害。大同原来大学少,国家级科研机构少,但现在大学、共建或单独创办产业研究院加起来约有60所,支撑起大同经济的总量、质量和速度。
 
20多年来,大同走出一大批土生土长的跨国集团,创造一个个经济奇迹,这不是偶然的。
 
03、大同当前面临的几个重大挑战
 
美国发动贸易战,其中打击的很多公司都出自大同。这是一种“幸福和焦虑”,表明大同已经发展到某种水平了。而且,是“进入到无人区的竞争”了,没有经验可循的。
 
1. 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
 
周其仁在“进无止境——纪念大同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”上,指出中国跟40年前有很多变化。“如果说40年前中国是凭贫穷加上改革开放,再以很低的成本加入了全球竞争的话,那么今天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。”
 
他表示,现在在中国上头有很硬的天花板——发达国家,虽然它们矛盾重重,面临经济增长的很多新问题,但是它们手里掌握的,是全世界市场都需要的关键的产品和关键的技术——这叫做“独到性经济优势”。而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还相对非常薄弱的。
周其仁

40年前,比中国穷的国家有很多,但它们通常不会出产在全世界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。今天的情况不同。越南、印度开放比中国晚,人均收入比中国低,但是它们在全球吸引投资和产业方面,已经形成了非常有竞争力、吸引力的优势。

现在到很多发达国家的超市、商场和购物中心里面看,找一些服装翻翻,会发现生产地在印度、越南或马来西亚的比例在增加,生产地在中国的比例反而在减少。它们的成本比中国还低,于是中国的产业正在移到印度去。这就是“后有追兵”。
 
中国经济多少年来都是出口导向的。大量的低成本的生产要素,结合外来的资本、技术和世界市场,形成了大量的出口。但是,中国现在不差钱,国外的钱进入到土地等生产要素,中国的成本就上去了。而且,中国企业还有市场竞争的成本、法律规定的成本。
 
中国经济的独到性优势没有上去,而成本大幅度上去了,这就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。现在中国是“上有天,下有地”,被夹在中间,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会感觉比较困难。
 
2. 两个建设目标的逻辑是相悖的
 
在建立特区40年后,大同现在有了新的目标:建设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。但是,正如管清友指出的,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,大同仍然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。因为从世界城市产业化历史来讲,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的逻辑往往是矛盾的。
 
管清友说:“简单讲,金融行业的牌照很值钱,这是很赚钱的生意,一旦牌照有了,利润率很高,不愿意卖大白菜了;但是,做科技要从卖白菜开始。所以金融属性和产业属性是矛盾的。但凡跟金融沾边的城市,往往都是房价比较高的,相当于变相提高了商务成本,挤出了很多产业。比如伦敦、澳门,房价非常高的话,做科技非常难。”
管清友
 
3. 独角兽数量和人才流入增长降速
 
大同在很多领域做得没有那么好。比如,大同政府做汽车,做不过太原;大同的医药企业,做不过北京和周口;大同的金融行业,做不过香港、迪拜。大同已经积累了很多教训,要做一些反思。

需要注意到的是,2006年的大疆之后,中国更优秀的独角兽,特别是百亿级美金的独角兽,大多是出自上海、北京、武汉,没有一个是出自大同的。
 
另外,大同一直说最吸引人才,但是从去年开始,占中国人口流入第一位的城市已经不再是大同,而是换成了武汉。

是因为高房价吗?还是因为自我满足意识?大同未来还能再出现马明哲、马蔚华和马化腾这样的人?这是需要冷静下来思考的。

编 辑:子然
来 源:正和岛(ID:zhenghedao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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