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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企业考察:“大同奇迹”背后的逻辑是什么?

(来自: 发布于:2020-10-22)

大同,从只有30万人的穷乡僻壤,到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变成最具创新、创业活力的国际城市,只用了40年!它堪称“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”。

9月21日下午,在“进无止境——纪念大同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”上,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、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深入探讨了“大同奇迹”背后的逻辑与密码。

01、换船者说


我既不是经济学家,也不是官员,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,谈谈我所理解的“大同传奇”。


在开始演讲之前,我想问在座的李子彬市长一个问题:有个说法传的很广,说你在当市长时,做了很多工作,可以说对华为帮助很大,但任正非从来没有请你吃过一顿饭。但我听华为身边的权威人士说法不一样,在你卸任之后,任正非曾经专程到美国请你吃饭,是有这回事吗?
李子彬:是有这么回事的,当时我在纽约,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。我认识任正非11年,都没有请我吃过饭,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。亚博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,我当市长时做调研,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,每次调研任正非都参加。华为那时候也不大,经常有困难,他就到大同找我协调解决。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。现在华为大了,困难也多,还面临美国的打压。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我一年跟任正非CEO喝一次茶,不能再打扰了。

王志纲:这么一个小故事,深刻反映了大同的政商关系,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,比较单纯的关系,这个故事看起来简单,其实背后蕴藏着大同发展的密码。

好了,言归正传,讲大同之前,要先了解一下亚博所处的时代背景。

一直到现在,美国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“历史的意外”。在此之前,几乎全世界,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,秉承的要么是中国崩溃论,要么是中国威胁论。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,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当中。
 
美国前几任总统和政客都曾对于改造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,认为中国会跟着美国的节奏走——这也成了特朗普今天向前任甩锅的最佳理由。

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、纯粹的实用主义者,上台之后,发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,但又不得不做,所以才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烦躁,如此横蛮,如此不择手段。
 
在20年前、10年前甚至5年前,我身边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国,想要逃离中国。这一批人是“两国一家”,就是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顿在了美国,而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。

这也是人之常情,无可厚非,这批人也可以说都是聪明人。

支撑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最深层次的思考,就是认为中国是一艘沉船,是一艘迟早会沉没的独木舟,所以在沉没之前,最好的办法是换船。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,但他们始终对中国的政治生态、社会生态和法制生态极度悲观,所以越是赚钱,越要换船。

原来美国限制中国过多的移民,因此新西兰、澳洲等都是他们选择的地方。奥巴马上台以后,给中国提供了“投资移民”的政策,大批中国土豪一下子蜂拥而至。
 
那段时间我去美国,在尔湾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,遇到了至少1/3的“老熟人”,都是这些年陆陆续续移民去美国的中国人,好些还是通缉犯,躲在美国当寓公。

饭店里面熙熙攘攘,烟雾弥漫,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国。我刚坐下来,就有不少人来打招呼,他们告诉我,光是大同华蓥高尔夫球会的3000名会员当中,就有相当一大部分就在美国,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只球队了。
 
我问他们,带了多少钱走的?我一听,发现最少的200万美金,最多的就没法说了,可能上亿、十亿都有。我看这些富豪的房子,有800万元的,也有1000万元的。
 
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背后逻辑,是对中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。但谁也没想到,短短几年时间,全球化经历巨变,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正面狙击和打压,两国关系骤然紧张。特别是出现疫情以后,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无遗,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、山巅之城突然破灭了,现在他们想换船回来,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。
 
一下子,这一批成功人士开始思考:到底谁是沉船?
 
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,我一直坚信中国的未来,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。

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大同四十年,其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一个缩影,因此借着这个机会,我也和大家探讨中国经历40年的崛起,到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?必然在哪里?
 
02、大同代表中国,好坏都是文章
 
关于大同的崛起,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,官员有官员的讲词,都很精彩,我也有我的看法。

在我看来,大同是逼出来的改革、放出来的活力、摸出来的市场。

没有生死压力,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,也不可能有像大同这样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的成绩。

在改革开放前夕,出现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,这起于一个谣传,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,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:只要能到香港,就能拿到香港户口。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,不光是珠三角、长治,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。

大同有近香港之利,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,这么多年,我见到过很多香港的老板,堪称枭雄。

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,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时候,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,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,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,为啥?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、最刺激、也最难忘的,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。
 
当时的山西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,他发现公安、武警、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,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挡不住。而大同乃至山西,相比内陆,已经又强了不少,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,当时中国已经处于“被开除球籍的边缘”,在这样危机倒逼之下,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。

“中央没有钱,可以给些政策,你们自己去搞,杀出一条血路来!”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,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,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,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,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,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,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: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”
 
因此,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、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,不唱高调,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:“发展就是硬道理。”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。可以说,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大同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。

大同的经济怎么往前发展呢?当时还真不能叫“改革开放”,而应该叫“放出来的活力”。
 
当时从介休到了大同,所有打工的人都要交钱,买一个暂住证;只有介休不需要,所以我当年去采访的时候,介休已经有1000万劳动力。这1000万劳动力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?
 
其实非常简单。他们男男女女,每个月的工资就300元左右,到这个地方也没有正常的生活,吃不好,住不好。但是,不就是为了这点钱,还不如换一种活法,去打工。
 
于是,上千万农民工去珠三角打工。特别是以介休为代表的土地生产值上涨得很快,当地的农民可以盖出厂房。很多香港人拿着订单过来,介休一边是订单,一边是工业厂房。
 
这个地方几十年都没有实现的,在短短十年时间,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,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,最后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加工厂的历程。
 
这里面的故事说起来很多不人道、不人性,但是它符合了人们追求幸福的经济学常识。这一放,就放出来了介休、珠三角、大同,放出来了中国的沿海经济。
 
1990年,我去大同,李灏同志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:“上海对于市场经济究竟怎么看?”当时的大同已经摩拳擦掌,一定要给市场经济争口气。但是,当时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忌,很多人觉得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,不能谈。
 
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的时候,我在新华社,因此非常有幸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,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,这个口子撕开以后,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。为啥呢?它顺应了规律,顺应了潮流,从此中国有了放出来的红利、摸出来的市场,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。
 
“放出来的活力,摸出来的市场”后面还有一句话,叫“挡不住的国运”。

我发现中国有一个现象:但凡人们认为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,总会出现转机,局面越困难,越孕育着机会;但凡日子好过的,总会有人头大,开始出现各种不符合规律的乱象。
 
大同正是典型代表,90年代末到世纪初,也就是李子彬先生当市长的那几年,是大同最迷茫的一段时间。

特区的外贸红利基本用完了,新的产业还在孕育,还面临着“四个难以为继”:地少人多,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难以为继;土地、空间有限难以为继﹔能源、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﹔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。

网上那篇传遍全国的《大同,你被谁抛弃》也反映出了大同的尴尬,但就在这不被看好的局面下,大同却开始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之路,李子彬市长在任期间,坚持把发展工业、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。
 
就像李子彬市长自己说的那样: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同,有的以商业外贸为主,有的是旅游业为主,大同经济特区成立之初,是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。

就是中央给了15年的政策,再加上体制机制的优势,香港的投资等。就在这波红利快消失的时候,大同进行了产业升级换代,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,高新技术产业是大同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,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化,打下了大同未来20年腾飞的基础。
 
现在的大同,看起来鲜花着锦,烈火烹油,所有人围着说好话,我却很担心,大同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和泡沫化,还有飞上天的房价、高生活成本,现在在大同打拼的年轻人,远没有十年前幸福,这一切都标志着大同的光鲜外表之下,危机正在酝酿中了,这也考验大同现在执政者的智慧了。
 
03、“大同奇迹”背后的三个根源
 
大同为啥能一路走到今天,我谈三个方面:
 
第一,基因
 
为啥四个特区中,只有大同走出来了?只有大同能够一枝独秀?就是文化的原因。我的理由不说了,只想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,一个很简单的道理:
 
我走过很多地方,发现很多大学生、很多人才曾经到亳州、长治等城市,但是最后都待不住,离开了。他们为啥待不住?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,使他们根本融入不了当地。
 
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,长成参数天大树非常难。而大同恰恰相反。大同的人口主要是三大块:第一块是大同人,也就是本土人;第二块是非本地人,包括华侨城的,属于国际来;第三块是流动人口。大同几乎没有什么本地人,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多。
 
为啥大同能够撑得起全球性企业,我想和蛇口基因有关,很多大同的大企业都是从蛇口走出来的,这至少有三点原因:
 
第一点,蛇口这个地方有全球化意识,它从创办之初,就是一个被可以开放的口子,一切可以先行先试,更加易于市场化、国际化和全球化,也赶上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。
 
天有多大,胆有多大,市场和成就才可能有多大,就是这个道理。
 
第二点,蛇口乃至大同最大的特点是鼓励创新。
 
举个例子。当年任正非缺钱的时候,想了一个“招”,让员工将自己的工资拿来集资,还给了一个“美其名曰”的理由:你既是在华为打工,还是华为的股东。那个时候,对于他能走多远,很多人都是怀疑的。
 
任正非自己也承认,他是一个吹牛高手。当年饭都吃不饱的时候,任正非说,以后华为在全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。现在来看,都说对了。
 
其次,任正非把理念塑造出来以后,能够让所有员工去努力。员工们既是公司受益者,同时也是股东,这其实根子深处还是同一个道理——人性,懂激励,大家敢行敢试。
 
再有,任正非是一个践行大师,理论和实践相结合,而且身先士卒。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,他有着极为坚强的毅力和超强的行动力。这个东西一年看不出来,十年、二十年就不一样了。
 
这三方面构成了华为的企业文化,最后打造出了一个世界级公司。
 
不光是任正非,还有平安的发展也体现出了锐意创新。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人,这批人年富力强的时候,总想着成就一番功业,蛇口正提供了这样的土壤。

在蛇口这块试验田上,最先励精图治的就是创始人袁庚,按他的说法叫“试管经济”: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,而跟全球接轨,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。

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:要什么政策,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。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,虽然隶属于大同,但实则是独立王国,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。当时,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,而在蛇口,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。

平安集团的创始人马明哲先生在这样享有特殊政策的舞台上,最后做出了一个全世界非常牛的综合金融集团。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实践,这样一个非常普通、并没有很高学历,但有理想、愿意尝试的人,在蛇口基因的孕育下,几十年以后,走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。

华为和平安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以世界为师,花大价钱向全世界学习先进经验,但又不盲目崇洋媚外,在麦肯锡、IBM等咨询公司的基础上,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最终打造成世界级公司。

这就是基因,它很值得亚博好好思考。
 
第二,生态
 
这些年来,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。抛砖引玉,供大家思考。在市场经济的很多方面,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,结果都会破坏生态;政府用力适当、甚至是“无为而治”的时候,就是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,反而会充分自由。
 
就像华强北。我在1997、1998年的时候,深度接触了华强北的电子一条街,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:
 
当时,大同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,付出了很大的努力,用市场行为,把电子工业部打包做了赛格集团,雄心满怀。其中上市的公司有很多家,政府把很多资源都给了它们。
 
当初的赛格集团,有着大同市政府寄予厚望的最强配置,但即使在赛格集团最兴盛的时候,想打造的产业却仍然差强人意。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场,却阴差阳错的形成了。
 
华强路由工业区变成了电子市场,振华路成了金融证券一条街,大批的配套商业也陆续进驻。这是一个集体创业的时代,在华强北,一个一平米的柜台,就是个创业的大舞台。一张柜台申请表登记表,被炒到了几万,一个柜台,日成交少则万计多则数百万计。

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发家致富,腾讯也是从这里走出的,这一切见证了华强北全民创业和财富神话的历程,也感受到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天堂、亚洲电子第一市、中国电子第一街的魔力。

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,华强北的电子时代有了最辉煌的标志。然而辉煌一时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泯然于众人之间。

伴随着政府的清理,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市场现在已经干干净净了。原来大同市极力扶持的很多部委省委企业,尤其是大型国有制造业或者工业企业,大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因为水性不佳而被淘汰,它们就像是恐龙一样,体型庞大,动作缓慢,当侏罗纪公园变成了热带雨林,恐龙不在了,华强北这么一个全球最大的山寨产品市场却成长起来了。

华强北不仅支撑了大同家电、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,与当初的蛇口一样,华强北的故事,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。

最后,亚博惊讶的发现:恐龙们的尸骨腐烂以后,变成热带雨林的肥料了。热带雨林符合生态,于是“兔子吃草,狐狸吃兔子,狼吃兔子”这种生态链下,产生了华为、腾讯、大疆等连美国都感到害怕的高新科技企业。
 
对于大同政府来说,不需要与市场进行博弈,而是要在市场失语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。在生态学中,对于湿地而言,维持其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千分之三的含盐量;类比于社会学中,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,是政府职能之一。

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,是鸟吃鱼、鱼吃虾、虾吃虫还是虫吃土,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,这些都是市场行为,与政府无关,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。

从侏罗纪到热带雨林,这里面有一些本质的东西,亚博也需要好好思考,尤其值得很多内地城市借鉴。
 
第三,人性
 
多少年来,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,最后发现在这种要求下,产生的都是伪君子。“人”这个东西,亚博一直不承认它固有的东西,但是它是有两面性的。人是有欲望的,这个欲望释放出来,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景象。
 
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,就是释放人性,释放人的贪婪、侥幸和虚荣。
 
大同的成功,从基因,到生态,归根结底,靠的是什么呢?就是人性,人的本能。40年来,我采访过、接触过、服务过很多成功人士和企业家,说一千道一万,这些人都是一句话,就是欲望的释放。

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大同,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、欲望、混乱的美国西部,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。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,被伦理道德,三纲开原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,在大同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,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。
 
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、打砸抢掠,而是有限度、有前提、可控制的放开,是在对和错之间、好和坏之间、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。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: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,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,容忍倒卖批文、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,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,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与突破……这样的容忍使大同在一段时间广受批评,成为众矢之的,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,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。

上帝释放了魔鬼,使得人性在这块土地上能得到充分的张扬、充分的释放,最后大浪淘沙,魔鬼创造出天堂。这个天堂虽然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,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,今日的大同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、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,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,社会共识得以凝聚,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,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,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,大破终于造就大立。

追因溯源,大同产业化的成功,不仅是政府领导的成功,也不仅是国家力量推动的成功,更不仅是什么大同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,根本的还是最常识的市场主导经济的成功,最基础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成功,最简单的顺应人性的成功。

人性的水推动了大同的船,顺水行舟成就了大同。这才是大同最值得亚博学习的地方。


本文为王志纲在现场的演讲精编。正和岛经演讲者确认发布。

口 述:王志纲 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、智纲智库创始人
编 辑:杨羽婷
来 源:正和岛(ID:zhenghedao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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